​刘牢之：低级氏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推动东晋变革的先驱者

刘牢之：低级氏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推动东晋变革的先驱者

刘牢之(?——402年)，字道坚，生于晋陵郡京口，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身于尚武世家。其"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故而刘家"世以壮勇称。"

自八王之乱始，北人因战乱而大规模南迁，其中徐州籍移民是一支人数十分可观的群体，而祖籍彭城的刘牢之家族正是这一支南迁移民中的一分子。他们同其他移民被统称为"侨人"。

力孤并非势弱，恰恰相反，生活在自我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中的侨人尽管是战争难民，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强势群体。作为流民中的一分子，刘氏家族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在唐宋以前，北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南方，而且北来侨人"人多劲悍"，富于战斗经验，往往是以武装集团的形式涌入南方，桓温曾说："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这对南方土著构成了从文化到武力的全方位优势。

比如司马皇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上品高阀皆为侨人，而南方原有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在东晋的历史上从未进入朝廷的决策高层。

武勇善战的刘家并非寒庶之家，但在士族中的地位也极为有限。东晋时期，高门世族操纵着社会的政治、舆论，并且在重文轻武之风日盛的社会环境下，以武勋迈入世族门槛的刘氏在显贵子弟眼中自然是属于庸鄙一类，他们是不屑为伍的。

所以即便刘氏世代为将，也并不属于高等贵族阶层，而是属于低级士族。低级士族在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上于高等士族相差甚远，特别是在文化上，不以学术见长而以勇猛善战著称的低级士族饱受显贵子弟的歧视，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单一，只得依靠沙场建功。

随着高门世族的腐化堕落，名门贵胄的军政能力衰退，便不得不依仗低级士族，这就给低级士族的趁势而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刘牢之生于此时，长于此时，在家族的熏陶下，他不但"沈毅多计划"，而且武力卓群，很快就成为武人崛起的标志性人物。

刘牢之年轻时加入谢玄的北府兵，专打前锋，因为屡战屡胜，性格又剽悍，常让敌人未战先怯。 淝水大战时，又立下不少功劳，名震四方。王恭知道刘牢之有本事，把他收入旗下，而刘牢之也不负王恭的期望，为他打了不少胜仗。

【刘牢之】

然而，刘牢之尽管立功无数， 王恭却不怎么礼遇他，老把他当部曲武将看待。刘牢之生性恃才傲物，很引以为耻辱，心中对王恭极为不满。

有一次，东晋名相谢安的弟弟大将军谢万，只不过对他的部将们说一句："诸将皆劲卒"，意思是说，各位将领们都是精锐军人，结果，部属们无不恨他恨得牙里。因为那个时代，说人家是常兵的，就是一种侮辱。

在王恭来说，这样的对待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刘牢之毕竟是有本事且立过功的人，焉能不耿耿于怀呢？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去世，晋安帝继位，司马道子执掌朝政。当时司马道子宠王国宝，机要朝权都交给王国宝，这引起王恭的极大不满，常直言指斥，而司马道子亦深深忌惮和怨恨王恭。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王恭在京口起兵，他一方面与上流荆州刺史殷仲堪等联络，另一方面则依重刘牢之的北府兵，迫使司马道子诛杀士林痛恨的王国宝、王绪等人。这次起兵得到了门阀世族的普遍支持，刘牢之也积极响应，王恭以刘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并其军功，任之为晋陵太守。

在这一轮地方藩府反击朝廷权幸的斗争中，刘牢之成为王恭的军事支撑。从刘牢之的角度看，一方面，王恭辖控北府，受其驱使，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司马道子及其权幸集团为士族社会所厌恶，而王恭之举颇有正义之感。但是，随着刘牢之地位的上升，他对王恭的怨恨不断加深，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并随着王恭图谋进一步夺取晋廷朝政大权而进一步激化。

在王恭眼里，刘牢之是"爪牙"之流，即便现下必须依仗他，却依然"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这必然使刘牢之在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王恭本人既"不闲用兵"，却又如此"自矜贵"，既看不起刘牢之，却又不能不依重他。

【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深知王恭与刘牢之的矛盾，在受到打击后，他们开始策反刘牢之。当王恭正准备第二次举兵入建康时，刘牢之以为师不可再举。司马元显向刘牢之许愿，若反对王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晋书·刘牢之传》)，即以刘牢之取代王恭之位。

关键时刻，王恭得知司马氏策反刘牢之，曾"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晋书·王恭传》)，甚至也表示"事克，即以卿为北府"，双方以同样的条件争夺刘牢之。但刘牢之最终倒向司马元显。

刘牢之行军至竹里发动兵变，袭击王恭，王恭终被俘，为司马道子杀害。刘牢之背叛王恭，使高门士族社会同皇族及其权幸势力的斗争遭到失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任命刘牢之都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成为凌驾于门阀社会之上的武将代表，改变了东晋高门士族代表总辖军政，特别是"士族专兵"的格局。对此，士族门阀社会自然难以接受，心怀不满，刘牢之则起用武人以相抗。

元兴初，东晋朝廷商议要征讨谋叛的桓玄，让刘牢之作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司马元显派使者去询问刘牢之战事。刘牢之考虑到如平定桓玄，那将功盖天下，必定不能为元显所容，所以刘牢之犹豫不决。

桓玄看出刘牢之的心事，派出牢之的远房舅舅何穆来做说客。

【桓玄】

何穆根据历史经验，分析功臣乌尽弓藏宿命的道理，有大功如白起、韩信， 犹不见容于秦皇、汉高，你老刘的功劳根本不可能胜过白、韩，一旦帮元显灭了桓玄，难保下场会好过这二人。最后，他很清楚地指出，刘牢之已陷于命运两难式 ――战败则倾宗，战胜则覆族――的地步。所以，最好的出路，自然是在野帮野，和桓玄合作，一起打败元颈，反正大家身分一样，到时候谁也吃不了谁，双方"两 头大"，岂不是皆大欢喜？刘牢之一听有道理，加上刘牢之素来敬畏桓玄，立刻答应和桓玄合作，二人合力终于吃掉了司马元显。

桓玄入京师总揽大权，杀司马元显，流放司马道子，以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免除其徐、兖二州刺史，目的在于剥夺其对北府兵的指挥权。确实，桓玄将北府兵进行分解，编入诸桓统领的军事系统。刘牢之深感大祸临头，与部属商量对策，欲北奔广陵，以图再起。刘牢之手握强兵而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一味乘隙投机，其行为在北府集团中早已引起了不满，在他降附桓玄前，其外甥何无忌和刘裕等人便明确表示反对。

参军刘袭站出来说："最后可以做的事是反叛，而将军往年反叛王恭，近日反叛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叛桓公。一个人竟如此反叛三次，哪里还能立足于世呢！"说完，快步走出，佐使也跟随他纷纷走散。

刘敬宣回京口搬迁刘牢之的家属，失期未到，刘牢之以为他已被刘袭杀死，便自缢而死。将吏一起安葬了刘牢之，丧归丹徒。桓玄下令斫棺斩尸，暴尸街头。等到后来刘裕起事，追念刘牢之，才复其本官。

其实，刘牢之的悲剧，不仅在于他的结局，更在于他的经历与心态。

刘牢之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的早期代表，他对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认识不清，尽管他有时"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不可谓毫无理性，但无疑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原本可以依靠这支军队开辟新的政治道路，真正地"经纶江表"。而恰恰相反的是，他始终以"握强兵"为资本，不断选择投靠新的主子，甘为人驱使，以致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由桓玄对刘牢之"斫棺斩首，暴尸于市"，可见士族社会愤恨之深。

确实，刘牢之作为早期寒门武人代表，一度搅乱了士族社会的秩序，破坏了等级制度，这必然为士族社会所仇视。因此，桓玄此举，不仅体现出他个人的暴虐，而且表达了士族社会的愤恨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刘裕获得统治权，他必然为刘牢之正名，他毕竟曾经是低级士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是推动晋宋革命及其社会变革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