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落子的前世渊源（上）：上党落子原名不叫黎城落子

上党落子的前世渊源（上）：上党落子原名不叫黎城落子

上党落子原名不叫黎城落子 ——上党落子的前世渊源（一）

众所周知，上党落子是山西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原名黎城落子，民间也称黎城闹或闹戏，据《长治文化艺术大事记》中记载，“道光年间，黎城县东仵村李锁柱向河北武安逃荒难民学会了唱武安落子,他揉进了黎城民间小调,借鉴上党梆子曲牌,创造了上党落子腔”。那么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究竟能不能反映上党落子的全部呢？

“上党乐”比“黎城落”更通行

1954年冬，长治专区二分团代表长治专区专业剧团赴省城太原参加了山西省首届戏曲会演，一出《茶瓶计》轰动省城。1955年1月，该团再赴省城演出新创剧目《俩兄弟》，再次博得戏剧界的一致好评，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之后，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处正式为该剧种命名为上党落子。那么1954年之前上党落子就叫“黎城落子”吗？

从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来看，上党落子原名不叫“黎城落子”。1948年11月20日，由县长武正之签署的潞城县政府民教字第61号文件《关于剧团出演问题》，规定了“上党乐子可以演出和不可以演出”的剧目，根据文件所列剧目来看，文件上的“上党乐子”显然就是后来统一命名的“上党落子”。直到1956年2月14日，山西省文化局颁发给平顺县农民剧团的第3号《山西省民间职业剧团登记证》，在剧艺种类一栏中仍写为“上党乐子”。著名作家赵树理和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在几次接见指导上党落子演员时，都把上党落子称为“上党乐子”，可见在“上党落子”没有被正式定名之前，“上党乐子”是比“黎城落子”“黎城落”更为通行的说法。

上党落子原名不叫“黎城落子”还因为“上党落子”的产生时间远远早于“黎城落子”，甚至远早于“武安落子”。1989年，由长治市文化局编撰的编年体《长治市文化艺术大事记》，是根据各县市区的《县志》、《潞安府志》、《山西文化大事记》等资料的记载，对长治市行政区划内的各种文化事件按照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罗列。其中关于上党落子戏的产生和发展，记载时间最早为清道光五年（1825年），该条记载为：

道光五年（1825年），武乡剧风大盛。信义、圪嘴头、石仁底村有晋剧戏班；临漳、韩塑、土河村有上党梆子戏班；洪水、左会、大坪、圪针庄、王家圪道、五堡村有上党落子戏班。其后，又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黎城县东仵村李锁柱向河北武安逃荒难民学会了武安落子，他揉进了黎城民间小调，借鉴上党梆子曲牌，创造了新型剧种。

“题壁”告诉我们真相

从这两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825年武乡已出现上党落子班社，而直到1842年，才产生黎城落子，可见上党落子的产生至少比黎城落子早二十年左右。那么，关于武乡县在1825年就有上党落子班社这条记载可信吗？可以说有比较高的可信度。

我们在2011年出版的《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上党戏曲丛书》第五分册《上党戏曲逸闻趣事》中找到了关于“舞台题壁”的记录。其中90页、91页有如下记录“平顺县实会乡马家山村苍龙王庙戏台：山西潞安府潞城县南流郭记献戏双庆班，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初十、十一日（题壁剧目14个，5个看不清，其中《斩子记》为上党落子传统剧目）”；“平顺县石城乡豆口村大庙戏台：全兴班道光八年（1828年）十月（全部剧目为8个，其中《斩子记》为上党落子传统剧目）”；“平顺县实会乡马家山苍龙王庙戏台：黎邑东白房连宅戏班献，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十日演（全部剧目13个，其中《进宫》为上党落子剧目）”，“潞城市辛安泉镇西流村戏台题壁：林盛班，道光八年（1828年）十月初六，（其中《反西唐》、《下陈州》、《出招（昭）关》为上党落子传统剧目）”，从以上“题壁”来看，确实是早在道光初年上党落子剧目就开始行台演出，潞城县南流的郭记双庆班在“题壁”上更是被郑重地冠以“山西潞安府”，可见其在当地影响之大。就是黎城也有戏班在演上党落子剧目，而这些戏班远早于李锁柱从武安落子中学来的地圪圈戏。从这些史料推断，1825年武乡县出现上党落子戏班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说，上党落子的产生要远早于黎城落子。

墨遗平先生曾为上党戏曲写了一幅著名的对联“宋泽州孔三传开创诸官调，八百载遗风未坠；清黎城老四虎提练落子腔九十年余韵翻新”。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黎邑城南村天元班从河北请来老师王四虎（又名韩保太，艺名老四虎）并带来《棘阳关》、《九华山》、《高平关》、《三劈关》、《平辽东》、《包头山》、《龙图案》等剧目，开始排练演出朝代戏。我们有题壁为据的上党落子的朝代戏除上面提到的《斩子记》、《进宫》等剧目外，后来上演的朝代戏更是屡见不鲜。例如武乡县广志乡上广志村戏台题壁：发义班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初九起，《盗铃钟》、《两狼山》、《下边廷》、《密松林》、《三劈关》、《计阳关》、《反西唐》（《上党戏曲逸闻趣事》97页），这些剧目都是上党落子的传统剧目，都是朝代戏，上演时间至少比老四虎提练落子腔早了二十多年，其中《三劈关》二十多年前已经在行台演出，并不是由老四虎“带来”。如果说老四虎提练落子腔，很可能是把黎城落子进行改进，并使其更加接近上党落子的一个过程。

当地人长期以来一直把“上党落子”称为“大落子”，“武安落子”称为“小落子”，因此，上党人也一直纠结于“小落子”生了个“大落子”。其实，从上面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上党落子不仅早于“武安落子”传入黎城的时间，实际上也早于“武安落子”的产生时间。据武安门户网站对“武安落子”的剧种介绍称：“‘武安落子’原名莲花落，清末由高舞曲‘花唱’演变而来，开始由数人手持霸王鞭对唱，后来发展成化妆表演，角色也有了生旦之分，逐渐登上舞台形成剧种。”从此来看，“武安落子”发展成为剧种不会早于清代晚期。也就是说在上党落子行台演出时，“武安落子”还是“撂地圈”的，甚至可以说还未呱呱坠地呢！

不了了之的“禁落子令”

从社会认可度来看，上党落子也不叫“黎城落子”。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民国二十六年续《武安春秋志》卷九记载：“武俗好戏，酬神演唱无日无夜，甚至有一日数台者。农民喜评调；绅商以皮簧梆子为宜；村夫、愚妇最迷落子腔，惟其戏有伤风化，历来禁演。”从此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武安落子”所演的剧目（或者根本算不上剧目）应该是内容低俗、难登大雅之堂的粗陋乡野之事。由“武安落子”传入后直接形成的“黎城落子”也于咸丰十年被黎城县衙禁演，并且一禁就是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上党大旱，出于民间祈雨活动的需要，黎城县衙的“禁落子令”才不了了之。

这就说明“黎城落子”和“武安落子”所演剧目有很大相似之处，内容之粗鄙、唱词之低俗同样无法被官府所接受，或者说和当时的道统思想格格不入，不能被社会主流所认可，而上党落子却和“武安落子”、“黎城落子”屡被禁演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从咸丰十年的1860年到光绪三年的1877年，黎城县衙禁演黎城落子，但是我们在涉及黎城县的舞台题壁上仍然可以看到上党落子的剧目。例如武乡县窑湾村左会村戏台题壁：黎邑东阳关戏在此，大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假设题壁上所列《阴曹》、《天明山》、《骂殿》、《哭头》、《算粮》、《挑帘》、《三绞杨福昌》剧目全部为上党落子剧目，并且还由黎邑东阳关戏班行台演出。同治庚午年的1870年正是黎城县衙禁演黎城落子的十七年间，东阳关戏班演出这些剧目不是偷偷演出，而是被堂而皇之地题写在舞台壁上，还不是夹带演一两个剧目，而是连演七个剧目。

无独有偶，王苏陵、宋爱龙主编的《上党落子音乐》一书第3页也引用了一条关于上党落子的题壁：“平顺县实会乡马家山苍龙王庙戏楼，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初六，黎邑潞堡村庆元会在此演出《金杯记》、《岐山脚》、《反潼关》、《道（下）河东》、《土地堂》、《司马庄》、《三劈关》”，同样是黎城班社在禁演“黎城落子”期间，堂而皇之地上演“上党落子”曲目。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黎城县衙禁演的是“黎城落子”，而不是上党落子。“黎城落子”和“上党落子”在当时看来根本不是一码事。

从演出的剧目上看，上党落子不等于“黎城落子”。我们从《上党戏曲逸闻趣事》关于题壁一节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许多上党落子的传统剧目《火烧四马庄》、《穆柯寨》、《两狼山》、《下边廷》、《密松林》、《斩子》等等，这些剧目不仅比老四虎提炼落子腔早，甚至这些剧目行台演出的时间比黎城落子、武安落子形成的时间都早，而这些剧目和后来引进的武安落子剧目《打鸾英》、《借当》、《拐马》、《抱灵牌》等三小剧目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上党戏曲界公认的，成立于清同治6年（1867年）的第一个纯落子专业戏班（很可能是最早将黎城落子搬上舞台的戏班），潞城县潞河村的合意班，除引进的武安落子剧目《兰桥会》、《彩球计》、《莲花计》外，也有上党落子传统剧目《司马庄》。稍后，由潞城李家庄村成立的戏班（请潞河合意班师傅申尚林为师）排演的剧目又增加了《三劈关》、《高平关》、《反西唐》等剧目，显然，《司马庄》、《三劈关》、《高平关》、《反西唐》等剧目和由武安落子移植来的剧目不是同一来路，而是我们在以上所引题壁中屡屡提到的上党落子传统剧目。那么上党落子的传统剧目又是从何而来，由谁创作的呢？（来源：上党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