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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编写《贰臣传》既有个人爱憎因素也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

2024-07-05 05:37 来源:促记网 点击:

清高宗编写《贰臣传》既有个人爱憎因素也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

贰臣顾名思义就是身事两朝之人。根据《辞海》的说法,又可以理解为前朝大臣在新朝任职者。“贰臣”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这个词汇固定成词还是在乾隆年间,并且清高宗还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开创了全新的体例,收入了125位“大节有亏”的明末清初贰臣,收录于《清史列传》中。至于清高宗为何于此时下令编写《贰臣传》,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既有关于清高宗私人爱憎,又与清中期历史形势、现实政治密不可分。

‬先来说说乾隆的私人原因

《贰臣传》的编纂起因还是开始于清高宗对钱谦益的强力批判。话说在乾隆时期清朝入关已逾百年,清高宗为彰显文治,就要搞些文化大业。于是乎就到处寻访前代遗书,重新编订,以传之后世,当然其中也有查禁反清书籍之意图,其文化成果就是《四库全书》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又不是本文重点,我就不展开说了。

话说清高宗这人吧,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主,对于征集上来的书会加以阅读,并时不时的指导征书工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时候,读着读着读到了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和《牧斋初学集》。清高宗在阅读过程中,见到钱谦益的文集里对清朝多有诋骂之语,就大骂了一通:“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犹为可鄙可耻!”

然后,清高宗又接二连三的看了众多的明人奏议和文集,这越看越来火,他表示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为明朝殉节臣子骂本朝也算了,他们确实是一个真男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盖以各为其主,在本朝则为梗化,而在胜国不失为效忠”,他们的诗歌、文集改一改违碍字句,可以保留传之后世。但是像龚鼎孳、吴伟业那帮吃着本朝的饭,砸着本朝的锅的那帮人,不仅他们的言论要删除,他们的混账事迹也当然要公布天下,干脆再编一本《贰臣传》,将身仕两朝之人编订起来,使其难逃“斧钺凛然”,对其人失节批判意味明显。

‬历史形势和现实政治因素

像清高宗这样老辣的政治家,当然不会为了自己情绪失控而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编写《贰臣传》也是有现实的政治因素考量的。

爱新觉罗·弘历

要知道清朝当初由东北一隅而入主中原,当时立足未稳,迫切来自各方面势力的支持,所以对大批明朝投降者的到来是持欢迎态度的,很多投降者也深受礼遇。当然,这一策略从结果上来看显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清朝坐稳江山后,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消除反清思想,使政权更加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下去。

而消除隐患的不二途径,则是宣扬“忠君爱国”思想,其正面大力发扬宣传清高宗本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就派官祭祀历代忠臣,并上题词匾额以表彰其忠义精神,如岳飞祠题为“伟烈纯忠”,如于谦祠题为“丹心抗节”。而《贰臣传》的编修,则是树立反面典型,并加以批判,力图弘扬忠君亲上的价值观,以稳定民心巩固统治。这个目的其实在清高宗的谕旨中已经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腆颜降附,岂得复谓完人?”

这就是清高宗编写《贰臣传》两大原因,当然其人也有点“精神洁癖”,觉得那帮“贰臣”和范文程、李光地这样“纯一无疵者”编在一起,实在接受不了,必须有所区别,这一点归根到底还是“忠君”思想在作怪,顺提一嘴,大家看看就罢了。

《贰臣传》在编写过程中被分为甲、乙两编,甲编所列“贰臣”,在降清之后,对清朝颇为赤胆忠心,并有相当贡献,就比如说洪承畴、孔有德、张存仁等人,清高宗本人还是对他们颇有同情,认为他们“虽不克忠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又何深讥焉。”由此可看来对于甲编的那些大臣,清高宗不都是恶评。

被列入《贰臣传》乙编的人才是清高宗要批倒批臭的对象,属于毫无建树、三心二意或有过失的贰臣,钱谦益、龚鼎孳赫然在列,这些人,尤其是钱谦益被评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时隔七年,清高宗真是越骂越凶,看来真是对钱谦益恨得深入骨髓。

龚鼎孳

不过像龚鼎孳这样的确实无耻得可以,曾经将他投降李闯王的行为比作魏征效力唐太宗,搞得多尔衮都看不下,多尔衮一番话表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任心。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似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

当然,像《贰臣传》这样的史书并不能真正反映明末诸臣降清的真实情况,清朝能在内地建立统治不可能仅仅靠125个“贰臣”便可以了。因为光是清平定江南时,多铎委任的降官就多达373人。又《爝火录》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召见朝官,就有多达4000人在午门外等候,里面有一部分应该是诸生,但是降官应该不少,我很难认为他们面对李自成“腆颜投降”,而面对清朝就能刚直不屈。

其实这又与清朝的宣传手段有关,因为清朝在编写《贰臣传》的同时,还在编写《胜朝殉节诸臣录》,里面罗列了3000多为明殉节的臣民,“若诸生韦布,未通仕籍,及姓名无考如山樵市隐之流”,务必要做到收录无遗。如果两书并行,很容易产生一种明末士大夫殉节是常态,投降是少数的感觉。这种对比无疑就加强了社会教化的效果,使“忠君爱国”思想更进一步植入百姓的潜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