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编写《贰臣传》既有个人爱憎因素也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

清高宗编写《贰臣传》既有个人爱憎因素也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

贰臣顾名思义就是身事两朝之人。根据《辞海》的说法，又可以理解为前朝大臣在新朝任职者。“贰臣”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这个词汇固定成词还是在乾隆年间，并且清高宗还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开创了全新的体例，收入了125位“大节有亏”的明末清初贰臣，收录于《清史列传》中。至于清高宗为何于此时下令编写《贰臣传》，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既有关于清高宗私人爱憎，又与清中期历史形势、现实政治密不可分。

‬先来说说乾隆的私人原因

《贰臣传》的编纂起因还是开始于清高宗对钱谦益的强力批判。话说在乾隆时期清朝入关已逾百年，清高宗为彰显文治，就要搞些文化大业。于是乎就到处寻访前代遗书，重新编订，以传之后世，当然其中也有查禁反清书籍之意图，其文化成果就是《四库全书》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又不是本文重点，我就不展开说了。

话说清高宗这人吧，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主，对于征集上来的书会加以阅读，并时不时的指导征书工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时候，读着读着读到了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和《牧斋初学集》。清高宗在阅读过程中，见到钱谦益的文集里对清朝多有诋骂之语，就大骂了一通：“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犹为可鄙可耻！”

然后，清高宗又接二连三的看了众多的明人奏议和文集，这越看越来火，他表示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为明朝殉节臣子骂本朝也算了，他们确实是一个真男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盖以各为其主，在本朝则为梗化，而在胜国不失为效忠”，他们的诗歌、文集改一改违碍字句，可以保留传之后世。但是像龚鼎孳、吴伟业那帮吃着本朝的饭，砸着本朝的锅的那帮人，不仅他们的言论要删除，他们的混账事迹也当然要公布天下，干脆再编一本《贰臣传》，将身仕两朝之人编订起来，使其难逃“斧钺凛然”，对其人失节批判意味明显。

‬历史形势和现实政治因素

像清高宗这样老辣的政治家，当然不会为了自己情绪失控而做出某项重大决策。编写《贰臣传》也是有现实的政治因素考量的。

要知道清朝当初由东北一隅而入主中原，当时立足未稳，迫切来自各方面势力的支持，所以对大批明朝投降者的到来是持欢迎态度的，很多投降者也深受礼遇。当然，这一策略从结果上来看显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清朝坐稳江山后，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消除反清思想，使政权更加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下去。

而消除隐患的不二途径，则是宣扬“忠君爱国”思想，其正面大力发扬宣传清高宗本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就派官祭祀历代忠臣，并上题词匾额以表彰其忠义精神，如岳飞祠题为“伟烈纯忠”，如于谦祠题为“丹心抗节”。而《贰臣传》的编修，则是树立反面典型，并加以批判，力图弘扬忠君亲上的价值观，以稳定民心巩固统治。这个目的其实在清高宗的谕旨中已经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腆颜降附，岂得复谓完人？”

这就是清高宗编写《贰臣传》两大原因，当然其人也有点“精神洁癖”，觉得那帮“贰臣”和范文程、李光地这样“纯一无疵者”编在一起，实在接受不了，必须有所区别，这一点归根到底还是“忠君”思想在作怪，顺提一嘴，大家看看就罢了。

《贰臣传》在编写过程中被分为甲、乙两编，甲编所列“贰臣”，在降清之后，对清朝颇为赤胆忠心，并有相当贡献，就比如说洪承畴、孔有德、张存仁等人，清高宗本人还是对他们颇有同情，认为他们“虽不克忠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又何深讥焉。”由此可看来对于甲编的那些大臣，清高宗不都是恶评。

被列入《贰臣传》乙编的人才是清高宗要批倒批臭的对象，属于毫无建树、三心二意或有过失的贰臣，钱谦益、龚鼎孳赫然在列，这些人，尤其是钱谦益被评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时隔七年，清高宗真是越骂越凶，看来真是对钱谦益恨得深入骨髓。

不过像龚鼎孳这样的确实无耻得可以，曾经将他投降李闯王的行为比作魏征效力唐太宗，搞得多尔衮都看不下，多尔衮一番话表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任心。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似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

当然，像《贰臣传》这样的史书并不能真正反映明末诸臣降清的真实情况，清朝能在内地建立统治不可能仅仅靠125个“贰臣”便可以了。因为光是清平定江南时，多铎委任的降官就多达373人。又《爝火录》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召见朝官，就有多达4000人在午门外等候，里面有一部分应该是诸生，但是降官应该不少，我很难认为他们面对李自成“腆颜投降”，而面对清朝就能刚直不屈。

其实这又与清朝的宣传手段有关，因为清朝在编写《贰臣传》的同时，还在编写《胜朝殉节诸臣录》，里面罗列了3000多为明殉节的臣民，“若诸生韦布，未通仕籍，及姓名无考如山樵市隐之流”，务必要做到收录无遗。如果两书并行，很容易产生一种明末士大夫殉节是常态，投降是少数的感觉。这种对比无疑就加强了社会教化的效果，使“忠君爱国”思想更进一步植入百姓的潜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