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王炳林：张静如先生的为师品格与治学之道

「教育强国」王炳林：张静如先生的为师品格与治学之道

王炳林：张静如先生的为师品格与治学之道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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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如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为人才培养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纪念张静如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回顾张先生的为师品格和学术贡献，对于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和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很有意义的。

1．率直为人，奖掖后学

我是在1980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张先生。记得有一天下午，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学二楼的阶梯教室听专家报告。政治系的徐树绩老师主持报告会，介绍专家时说，请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所长张静如教授作报告。张先生一开始就很轻松地说，我不是所长，他那是瞎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率直、幽默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天晚上在校园里看到张先生在徐树绩等老师陪同下在校园散步，先生身穿大衣，谈笑风生，儒雅的学者风范更是令人敬仰。

大学期间，我一直关注北师大和张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在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师大，在徐树绩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还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报考的意愿。时间不久，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对我考研给予了肯定和指导，令我十分感动和兴奋。可以说张先生这封信是激励我学习考研的精神动力。我深知老师的鼓励对学生的促进作用。后来我带研究生后，凡是学生有来信，我都尽可能给予回信，信的内容无论长短，对学生来说都很重要。后来逐渐发展为电子邮件，回复就更方便了。

北师大的党史专业还有一个独特的考试科目：党史文献学。我为了备考，在大学里搜集了一切可以见到的党史资料，对后来的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记得当时考研的一些同学春节也不回家。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的热情很高。在1983年春天到北师大参加研究生面试时，除了参加一上午的笔试，下午还有面试，记得张先生、吴序光先生等问了一些关于山东党史的问题。入学后，师从吴序光老师，主要从事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

张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共党史专题的课程。先生的讲课，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材料丰富，娓娓道来，关注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生活中的事例阐释深刻道理，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巨大启迪。记得有一次讲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时，张先生指出，实事求是也要把握分寸、把握度，也要看到相对性，不能绝对化。他举例说：“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出来，遇到一个熟人打招呼说，上班去呀，我答应了一声就过去了。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就应该下车告诉他，我现在不是去上班，而是去买菜。因为老师是不用坐班的，所以现在去买菜也是合理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真实自然又蕴涵深刻哲理，富有启发意义。教学中，我们经常强调要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教材中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教师生活化语言是一个重要途径，所谓道不远人，也有此意。张先生还请来一些名师授课，开拓了学术视野。记得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为我们讲了一个学期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课程，印象深刻。

张先生格外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1986年5月，他组织了北京高校党史学位点的研究生进行了学术论文的演讲比赛，获奖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论文还在《历史研究》发表。当时由于经费紧张，组织会议并不容易，我在读研究生期间能参加的这样的会议，倍感珍惜，收获巨大。此后，这个学术盛会扩大到全国，从党史党建学位点扩展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他又组织导师会议，交流人才培养经验。从此，这个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学位点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影响越来越大，导师的会议和学生的会议轮流召开，到2022年已召开34届，为从事党史党建学习研究的师生提供了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学生参加的会议都是以文入会，并评选优秀论文，奖金都是张先生自己出，同时还募集一些书籍发给学生。目前在高校等从事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很多都参加过这些活动，有的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张先生十分关心学生的发展和进步，每年都会找时间与学生聚会，畅谈学术前沿问题，了解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对一年来取得新成就和有新进步的学生，都给予赞赏和鼓励，师生其乐融融，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学生出版著作，都给予鼎力支持，对于学生提出的作序要求，无论多忙都会亲自撰写序言，满足学生要求。张先生与学生合作发表论文，无论付出多少辛苦，甚至是重写，都是把稿酬全部给学生。学生论文答辩，都是张先生出钱请答辩委员会吃饭。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向先生提出，我有工资收入，请答辩委员会吃饭的钱应该由我来付。张先生执意不肯，说我请来的专家就由我请客，这是规矩。餐后先生拿出钱包亲自到柜台结账，这个背影永远刻在了脑海之中。

2．因材施教，开拓创新

我在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当时，高校的思政课进行改革，把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张先生高度重视这项改革，指导学校老师编写了中国革命史教材。因为没有统编教材，各高校自主编写，当时有百余种教材，良莠不齐。张先生找来一些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并发表相关文章，为提升教材质量作出了贡献。记得1991年冬的一天，张先生专门让我到他家中一趟，我如约而至。交谈中，先生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建议我要在职攻读博士，令我非常感动。攻读博士虽是我长期的梦想，但当时刚刚到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双肩挑，工作任务比较繁重，一直未能下这个决心。现在想来，工作任务重固然是一个原因，其实当时对继续深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先生的战略眼光令人敬佩。后来不在宣传部兼职了，才如愿跟张先生攻读博士。

张先生注重因材施教，强调做党史研究，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对于学生的思想动态要准确把握。他曾形象地说，右一点的就往左拉一下，左一点的就往右拉一下。他提出研究党史注重史论结合。党史研究必须有扎实的史料基础，要下大功夫搜集史料。他经常以自身的经历勉励学生，说自己刚工作时在资料室当资料员，经常睡在资料室，一天到晚看资料，《新青年》杂志从头到尾看过几遍，连上面的广告也看，了解当时社会风貌。同时，张先生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有理论分析，不能仅仅以史料取胜。如果仅看史料，档案馆的人研究历史最有优势，但历史学家不是档案管家。同样的史料，关键看能否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研究历史的论文不能成为史料的堆积，注重“文戏武唱”，在关键的地方要有提升、要有生机活力。

我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曾多次请教先生。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现实关照，有些问题过去影响很大，但缺乏现实意义，就不值得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鉴于我过去的研究注重历史过程的考察，张先生建议我更加注重理论问题的分析，建议探讨党史学科建设问题。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怎样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学科建设就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任何工作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但这种指导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既有方向引领、理论武装，也要有科学思维和方法论指引。最终我选择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作为论文题目。张先生认为，这个题目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探讨两者关系这个切入点还是合适的。该论文重点探讨邓小平理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对党史学科的指导，这就能够把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落到实处。从两者关系的视角，论文还研究了邓小平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如何从党史研究中汲取智慧的，从而体现出党史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作用。张先生对论文进行了仔细审读，从论文框架和一些重要观点的表述，到一些引文的规范和标点符号的运用，都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论文初稿的打印装订不够规范，反复翻阅后都有些散乱。这些凌乱的纸张和密密麻麻的修改蕴涵着张先生的辛苦付出，体现着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张先生治学，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他早年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在24岁就出版了专著《李大钊革命思想研究》，成为我国李大钊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由此领域扩展开来，他对于五四时期和党的创立时期有深入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他较早关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曾获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率先提出从社会史视野研究党的历史，拓宽了党史研究新境界。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论文对深化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此后，很多研究生从事这方面选题的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张先生高度重视党史学科建设问题，提出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要具体化，要能够列出细目，并提出了“中介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学术理论成果，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一书集中阐释了这一理论，成为推动党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概括起来说，张先生在六个方面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有独创性贡献：一是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包括理论和方法、史学史、史料学等，二是以李大钊研究为代表的党史人物研究，三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四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五是党史研究要突出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六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高校党建研究。

先生治学，史论结合，勇于创新，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创新是学者追求的目标，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但真正的创新并非易事，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需要突破传统观念，还会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张先生研究党史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独创性观点，为深化党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学术界虽早有结论，张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能局限于五四运动，应该突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作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传统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个表述从宏观看无疑是准确的，但是又显得过于宽泛，难以突出重点。张先生从实现现代化的视角对党史研究的对象作出概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表述更加具体，能够体现中共党史学科的鲜明特色。当然，这些观点与传统表述有很大区别，除了一些学术争论外，还有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议。面对质疑和争论，张先生能够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执着和坚守。创新往往伴随争论，先生不仅不反对学术争论，而是大力提倡学术批评，认为现在的一些研究缺少学术批评，一些书评也是赞扬为主，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他曾尖锐地提出党史研究存在“粗、窄、浅”的问题，对深化党史研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还鼓励学生能够批评老师。一位学生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著作，张先生作序时特意提到该书对自己过去论著的评价和批评意见很有道理，对这种学风给予高度赞赏。

先生治学，思想深刻，语言平实，形成了独特的话语风格。深化党史研究，需要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学科体系是基础，包含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发展目标等内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只有建设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有依托和根基。学术体系是内核，决定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水平与属性，只有提出创新性观点，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学科发展才有生机活力和时代价值。话语体系既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也是思想的重要元素，是学科赖以发展的重要途径，体现着学术体系的科学性。张先生一生从事党史研究，对党史学科体系构建、学术体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话语表达体系。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表达形式，直接体现着学科的形象和作用的发挥，在学科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及自身建设的过程及规律的表达系统，是有关中共党史党建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性，其概念、范畴、命题的敏感性更强，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其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大，责任更重。张先生对党史研究概念的使用是非常严谨的，对于“中共党史”这个传统的概念进行了考证分析，明确提出用“中共历史”更准确。他还对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等概念进行分析鉴别，在引领学术规范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话语的表达既有严格规范，要求逻辑严密、概念准确，又会有学派或学者的独特风格。先生的话语表达通俗而不失严谨，平实而不失深刻，像是面对面聊天，亲切自然，用家常话阐释了深刻道理，娓娓道来，丝丝入扣，读来轻松活泼，如沐春风。

张先生长期呼吁中共党史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经确定在法学门类中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一级学科，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张先生的为师之道和治学精神，是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炳林：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